自从“法轮功”的邪教本质真相大白，全国民众狠批李洪志的歪理邪说及其危害社会、荼毒生命、践踏人权、破坏稳定的种种罪行与劣迹以来，科普图书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热潮。不过，人们在痛感有必要多读一些科普图书，用科学知识武装自己的头脑，藉以抵御封建迷信、科学的同时，又不免怀有一个疑问：某些据说是读过多年自然科学，并且从事过多年科技工作的知识分子甚至高级知识分子，何以也跌入“法轮功”的泥坑呢？专家们指出：仅仅掌握一些科学技术知识，还远不足以在自己的体内建立起有效的“免疫系统”。有鉴于此，出版界委实不能不从这一角度，并进而从选题策划的各个方面，对科普图书做一番审视。笔者不才，愿就管见所及，谈一点浅薄的看法。
纵观时下的科普图书，一个最突出的感觉是，单纯传递科学知识者多，既传递科学知识也宣传科学思想、科学方法者少。换言之，相当数量的科普图书走进了一个误区，即沉缅于对一些自然现象进行介绍，或对社会公众在某个时期内较为关注的科技热点进行普及性说明，而很少顾及甚至完全忽略了科学思想、科学方法的传播。中国社会科学院院士认为：“科学普及的不只是一些科学知识，更多的应当是科学观、世界观、人文素养和心灵的修炼”。窃以为，这应当成为科普图书策划编辑的共识。
在科普图书读者对象的定位上，策划者们的意见似乎也不尽一致。窃以为，将读者对象定位在高中甚而高中以上的人群，不惟读者面较窄，而且极易使策划者们所策划的科普读物“科”而不“普”，成为“外行读不懂，内行不消读”，难以“普及”的滞销书。中共中央、国务院《关于加强科学技术普及工作的若干意见》指出：当前，“要把（科普工作）重点继续放在青少年、农村干部群众和各级领导干部身上”。由此而论，科普图书的读者对象，更宜定位于后者。
选题和读者确定之后，作者便是决定的因素。那么，选择怎样的作者呢？有的策划编辑认为：科普图书是“小儿科”，找那些皮毛懂得一点科技知识的人写作就可以了。这无疑是一种极为有害的错误认识。许多科普读物之所以互相矛盾、自相矛盾，让读者在读后摇头叹气，生发出“不读它倒还明白，读了它反而糊涂啦”的感慨，就是因为科普图书的作者并不熟悉自己所写的科技内容，而是几乎甚至完全“参考”、“摘抄”、“改头换面”和“剪刀加浆糊”办事的。这样的作者写出书来，既不可能传递给读者以完整、准确的知识，更不可能传递给读者以科学的方法和思想。有鉴于对科学一知半解的科普作者闹出不少笑话，某些同志主张“科学家写科普”，并且已经有人开发出我国规模最大、层次最高的科普出版工程——《院士科普书系》。诚然，“院士写科普”的示范作用也是不可低估的。不过，从实际出发，从效果出发，我既不大赞成外行写科普，也不大赞成“院士写科普”，因为“写科普”既非“外行”也非“院士”之所长。坦率地说，我比较看好那些写作技巧较高，学有专长的一般科技人员。尽管他们的造诣不及大科学家那样深，水平不及大科学家那样高，然则他们“写科普”却不会写出知识性错误。而出自他们之手的科普图书，在通俗性、可读性方面，却又往往为诸多大科学家所不及。
科普图书的内容应该是深浅适度的，不如此则读者难以卒读；而若读者难以卒读，“增强公众理解科学的能力”、“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”就不免成为空话。问题在于，说起来容易，做起来却比说起来困难得多。不过，难则难矣，作为科普图书的作者，注定要“在夹缝中讨生活”。
科普图书还应当是魅力十足的，具有浓烈的趣味性。它的趣味性，既来自科学本身所固有的引人入胜的内容，也来自于作者生动的述说与描绘。其作者必须善于发掘，善于表达，有位出版家说得好：为了吸引读者，充分发挥其传播作用，科普图书必须摈弃干巴巴的说教，避免使用专业术语和定义、定理、方程、公式。至于如何“曲笔著文章”，那尽可“八仙过海，各显神通”。
将“科普”视为自然科学的“专利”，是科普图书的又一误区。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是互相关联、相辅相成的。随着现代科学的飞速发展，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边界还会越来越模糊。新兴学科将产生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边界里。惟其如此，社会科学的科普理当与自然科学的科普“平起平坐”，成为科普图书的“半边天”。
某宣传媒介最近的一项调查结果表明，科普图书的出版，走进了“品种越来越多，读者越来越少”的怪圈。究其原因，无非还是由于策划人员看不清市场动向，缺乏“求新”意识，导致选题出现了太多的“低水平重复”。这种“千军万马争过独木桥”的现象，严重地制约了科普图书的出版，再也不能“依然故我”下去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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